可是，在这场战争中，我有两个有利条件，这是普通工长所不具备的。说来十分出奇，本人不是工人出身。第一，由于我不是工人出身，工厂老板相信，比起其他工人来，我从内心里更关心所从事的工作。因此，老板相信我的话多于相信那些工人的话。有机械工打报告给总管：因为一个不称职的工长让他们超负荷地开动机器，而导致了机器的损坏。这时，总管总是相信我的话：是那些工人故意损坏了机器，是正在进行中的有关计件工资制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总管同意我对这种故意破坏行为给予有力的回击：“在这个车间里，机器不能再出现事故。如果哪台机器有损坏，那么操作者应赔偿部分修理费，以这种方式收集的罚款将交给福利互助协会，用以资助那些患病工人。”这很快遏制住了破坏机器的行为。第二，如果我曾经是工人中的一员，曾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人就会对我施加社会压力，从而使我无法坚定地站在工人的对立面。每当我出现在大街上，人们就会骂我“工贼”或更肮脏的话，我的妻子就会受到凌辱，我的孩子就会遭到石块的袭击。有几次，我在工厂的一些朋友曾劝我不要走着回家，我回家时经过的是沿铁路线大约两英里半的偏僻小道。我被告知，如果继续与工人作对的话，将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怯懦的表现不是减少而只会增加风险。所以，我告诉这些工人，并请他们转告车间里其他工人：我打算每天晚上P40仍从铁路旁的那条小道步行回家，不曾也不准备携带任何武器，他们可以向我开枪，将我打死。

经过了大约三年的这种斗争以后，机器的产量大为增加了。在很多情况下，则成倍地增加。结果，我被任命为一个又一个班组长，直至提拔为车间主任。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认为这种提拔绝不是对我苦苦维护与周围工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补偿。如果生活只是与他人不断的斗争，那就太不值得了。我的工人朋友们不断找我，私下里以友善的态度问我：我是否在为了工人们的切身利益而劝说他们更多地完成任务。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告诉他们，如果我处在工人的位置，我也会反对更多地完成任务，因为，过时的计件工资制度已不可能让他们挣到更多的钱，反而会让他们工作得更辛苦，更劳累。

因此，我当上车间主任不久，就下定决心以某种方式改变现行管理制度，以使工人和管理者的利益达到一致，而不是对立。结果，大约三年以后，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我向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所提交的论文中阐述了这种管理模式，论文的题目是《计件工资制》和《工厂管理》。

在准备建立这一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实现工人与管理者协作有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管理者并不知道计件工资的标准到底应该是多少。我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是车间主任，其领导的工人的群体知识和技能比其本人的高出10倍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