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机会与美国的一家生产和销售电子产品的大公司合作。这些产品都是“独立的”，这是因为每一种产品都是被装在一个盒子里，不要求其他附加装置，而且一般是由一名独立工作的销售人员销售。该公司多年以来一直做得非常成功，让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销售人员作为个体都非常有进取心和企业家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的性质发展成为产品系统。现在，顾客一般不购买“独立”的产品，而是产品系统，即产品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在技术上，各个部分与其他部分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掌握系统的所有部分；所以，要做成一笔生意，所有产品部门的销售人员必须共同配合。这样，在向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系统的过程中，销售人员把他们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就变得非常关键。不幸的是，控制体制仍旧鼓励销售人员独立工作。由于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流动率非常高，因此管理人员无法借助微妙的人际关系评估销售人员的长期绩效，相反要依靠看得见的销售量指标决定加薪和奖金。销售管理人员本身既不了解系统的所有方面，也不熟悉其他销售人员，因此不愿意依赖于主观化的贡献指标，而是过多地依靠个人销售量指标。销售人员认识到评估他们的标准实际上只是卖出的产品的数量，因此很少注意指导其他人或与其他人配合。他们完全清楚地认为这种行为最终无异于自杀，但是步履维艰的控制体制不允许他们表现出合作的精神。公司陷入一团糟，这项新的业务也面临亏损。

    同样，美国的组织形式的所有特点交织在一起，彼此支持。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近乎于被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首先称之为官僚组织的组织形式。1官僚机构一词逐渐具有了贬义含义，但是它最初是被用来描述创造惊人效率的组织体系。为什么当代的学者几乎普遍地认为官僚机构的形式是效率低下的，而且我们所有研究官僚机构的人都把它们视为僵化、麻木和效率低下的东西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与组织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关。韦伯生活和工作在75年前的中欧，即当时的普鲁士。在当时的环境下，公司和政府机构雇用的人员很少超过几百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一般有几千人。同一个家庭的许多成员在一个企业或政府机构中一起工作。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宗教信仰和雇佣关系等形成的黏合剂将他们团结在一起。韦伯实际上注意到裙带关系和徇私舞弊是行政管理部门效率不高的主要源泉：社会关系多如牛麻，而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理性”或客观的决策实属罕见。在这种背景下，韦伯提出理想的组织形式应该把人们彼此分开，迫使他们在技术上实现专门化，并受到正规的指导和评估，从而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保持客观的态度。对于韦伯来说，组织需要压制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非理性的力量，并在重视技能和效率，而不是重视政治立场或朋友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公平的待遇，使有效的工作得到均衡的分配。

    自韦伯那个时代起，官僚机构的形式一直是西方的组织，特别是美国的组织的独特特点。但是，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与其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其中的人们彼此非常了解，因此很少能客观地评价对方，倒不如说我们的官僚组织处在一个人们很少彼此了解或互相关心的环境中。现在，与其说我们让亲密的社会关系与客观性在势力上处于均衡的状态，倒不如说我们的社会和工作组织是没有感情色彩的、自动化的。处于均衡态势的各种力量已经被一股失去平衡的推力所取代，推着我们奔向正规化、自动化和个体化。组织一方面面临的是微妙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具有客观性和透明度，只有谨慎地让这两个方面处于均衡状态，组织才可以在经济上发挥出有效作用，又可以满足人们情感上的需要。

    组织的发展所依赖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不可避免地成为决定组织如何形成的主要因素。这些环境是造成日美组织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的原因，这个重要差异就是它们有完全不同的起源。